诈骗罪案例,15起诈骗罪的认定裁判规则

诈骗罪案例,15起诈骗罪的认定裁判规则

1.王某洪诈骗案——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主犯诈骗数额的认定

裁判要旨：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诈骗集团的主犯应当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集团实施的全部犯罪承担责任，此处的“参与期间”，应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着手实施诈骗行为开始计算，“全部犯罪”包括能够查明具体诈骗数额的事实和能够查明发送诈骗信息条数、拨打诈骗电话人次数、诈骗信息网页浏览次数等事实。本案共查实六名被害人，诈骗数额共计人民币92万余元，但其中有两名被害人于2019年9月被骗，而王某洪2019年10月才第一次偷渡缅甸参加诈骗集团，故该两笔诈骗数额应排除在王某洪的诈骗数额之外。

案号：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川18刑终42号

2.袁某某等诈骗案——直播平台从业者骗取用户打赏构成诈骗罪

裁判要旨：设直播公司，立女主播“人设”，推广人员通过网络交友软件冒充女主播的身份挑选男性用户，在女主播的配合下与男性用户聊天，保持虚假的男女暧昧关系，最终将男性用户引入女主播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后虚构人气直播挑战比赛，公司内部人员假冒其他男性用户参与直播间“哄托”比赛气氛，让被害男性用户陷入认识错误而“自愿”充值购买礼物打赏，致使被害人的财产遭受损失，构成诈骗罪。

案号：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赣01刑终202号

3.邱某博诈骗案——诈骗罪共犯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区分认定

裁判要旨：本案涉及诈骗罪共犯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的区分问题。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的规定，构成帮信罪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二是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三是“情节严重”。从主观方面看，帮信罪只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至于上游犯罪具体是诈骗、赌博还是其他网络犯罪，则不需要具体知悉。

　　对于诈骗罪共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三款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伪基站”设备、通讯传说等技术支持等服务的，以共同犯罪论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述规定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本案中，被告人邱某博明知上线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犯罪活动而予以帮助，客观上为上线诈骗分子架设远程通讯设备，拨打诈骗电话，是上线诈骗分子能够诈骗成功的一个必要环节，在诈骗中起到重要作用，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案号：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2023）粤1721刑初253号

4.许某委诈骗案——被骗财物鉴定价格高于交易价格应如何认定犯罪数额

裁判要旨:涉案财物在市场上流通，实际交易价格受供需关系变化、批发或零售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最终由买卖双方基于意思自治原则进行确定。被告人在实施诈骗犯罪中过程中，与被害人约定的交易价格未违背被害人的真实意思，或存在明显不合理，交易价格属于有效价格证明，在低于鉴定价格的情况下，应将交易价格作为认定被告人犯罪数额的依据。

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刑初66号

5.周某飞等诈骗案——“套路贷”案件的常见行为方式及罪名认定

裁判要旨:“套路贷”是指通过签订虚高借款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等方式，采用欺骗、胁迫、滋扰、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对于此类案件的定性，一般应以侵财类犯罪来认定。其中未采用明显暴力或者威胁手段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诈骗罪；如果采用了暴力、威胁、虚假诉讼等手段的，应当数罪并罚或者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对于以犯罪集团形式实施“套路贷”犯罪的，对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参与人员，如果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的，应当以共同犯罪论处。

案号：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4刑终361号

6.任某诈骗案——情侣之间诈骗犯罪数额的认定

裁判要旨：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系情侣关系，基于双方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被告人将部分款项用于共同生活支出的，对该部分款项缺乏非法占有目的，应当从诈骗数额中予以扣减。

案号：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琼01刑终30号

7.郑某合同诈骗案——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与界定

裁判要旨：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区分。一是从法益侵害来看，诈骗罪侵害的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合同诈骗罪侵害的是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与公司财物所有权，并非所有诈骗罪中涉及合同，都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体现财产转移或交易关系，是给行为人带来财产利益的合同。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合同，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婚姻、收养、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等，不扰乱市场经济活动秩序，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二是从犯罪手段来看，合同诈骗罪骗取的财物一定是合同的标的物或者与其他合同相关的财物，是履行、签订合同后的附随结果，如果骗取财产并未伴随合同签订、履行，即便收到财物后补签合同来掩盖诈骗行为，亦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案号：四川省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2）川0793刑初32号

8.陈某等诈骗案——虚拟货币在刑法上的财产属性

裁判要旨：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虚拟货币，构成犯罪的，不宜认定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或者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应当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案号：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川07刑终193号

9.胡某诈骗案——行为人虚构事实以借款形式取得被害人财物的行为认定

裁判要旨:1.行为人虚构事实以借款的形式取得被害人财物的行为性质认定。行为人以虚构的投资项目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致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基于投资名义主动交出钱财，即使行为人向被害人出具了借款协议、借条，但双方之间不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客观上，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钱财的行为；主观上，行为人案发后仍未退还被害人款项，亦不如实交代所得款项的去向，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故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2.行为人虽然向被害人以借款名义出具借条，使得被害人向行为人提供钱款，表面上具有民事借贷的属性。但是民事借贷关系的认定还应当从被害人提供钱款的原因进行考虑。若被害人并非基于出借的原因向行为人提供钱款，则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

3.行为人以借款名义取得财产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虽然向被害人出具借条，表面上形成借贷关系。但是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突破形式上的借贷关系，考察行为人客观行为与主观心理。客观层面，行为人使用欺骗的手段，基于自己虚构的事实，使得被害人处分了自己财产而占有被害人财产。主观层面，行为人占有被害人财产后不愿返还、不能返还，反映出了行为人具有非法据为己有的故意。据此，行为人虽然表面与被害人形成借贷关系，但是实际上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

案号: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辽05刑终112号

10.陈某甲、陈某乙等诈骗、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明知系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的药品而从其他中间商处收购药品，未事先通谋的，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裁判要旨：对倒卖医保骗保药品的中间商的犯罪行为予以界定的关键点是有无事前进行通谋。即审查中间商对上游骗保人员是否具有指使、教唆和授意。对中间商指使、教唆、授意他人利用医保骗保多开、虚开药品，客观上对上游骗保人员实施骗保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上游诈骗罪的共犯；对仅明知系利用医保骗保购买的药品而从其他中间商处收购药品的，因欠缺对上游骗保人员的直接指使、教唆和授意，一般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

案号：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3）沪0116刑初80号

11.刘某春诈骗案——被告人否认以现金形式骗取被害人钱款的认定

裁判要旨:被告人否认以现金形式骗取被害人钱款，且无第三人在场印证被害人交付现金的事实，可结合被害人提供的取现记录和陈述给予被告人现金的时间、地点，以及被告人控制银行账户的开户、存现情况和辩称资金来源的查证情况等进行综合认定。

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刑终220号

12.郑某某等诈骗案——如何正确区分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

裁判要旨:被告人借助不具备期货等经营资质的交易平台，隐瞒公司及人员无相关资质、平台无实物交易、客户交易不影响平台K线走势等事实，指使及安排公司人员运用营销“话术”，假扮不同角色诱导客户，伪造虚假盈利交易明细，通过后台监控客户数据，并以对赌、互相对冲、反向喊单等多种手段，诱导客户频繁交易，造成绝大部分客户亏损，并直接从客户亏损及支付的手续费中获利，数额巨大的，构成诈骗罪。被告人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的行为是手段行为，具有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表现；其通过上述非法经营行为并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是目的行为，具有诈骗罪的犯罪故意和客观表现，与非法经营罪形成牵连关系，依法以重罪名诈骗罪处罚。

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刑终1240号

13.苗某某诈骗、单位行贿案——为单位利益行贿构成单位行贿罪，同时构成诈骗罪应数罪并罚

裁判要旨:为骗取国家补助金，虚构事实同时又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两行为虽有一定的牵连，但行贿不是诈骗犯罪构成中的必要手段，能得到受贿人的关照而得以骗取国家补助金也不是行贿后的必然结果。诈骗和行贿两个行为具有独立性，前一行为侵犯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后一行为侵犯的法益是公职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应实行双重评价。以行贿手段诈骗的应数罪并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

案号：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7刑终74号

14.武汉某公司、武某某骗取贷款、诈骗案——骗取银行贷款以及含欺诈行为的民事借贷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裁判要旨:1.刑法本身并不孤立看待申请贷款时的造假行为,只有行为人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之目的,才可能因客观上的造假行为以诈骗犯罪论处。认定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除了行为人对其主观目的的供述外,还应结合行为人申请贷款之前的经济状况、获取贷款之后的款项用途、款项到期后的还款意愿及还款效果等综合评价,不能仅凭行为人有使用虚假资料骗取贷款的客观行为和实际未能还款的客观结果,片面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2.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必须坚持在客观基础上的主观判断,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简单定案。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行为人借款前的资产负债情况,有无还款能力;二是行为人实际借款用途有无保值增值可能;三是行为人有无隐匿财产、恶意转移财产、逃跑等逃避还款义务的行为。

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鄂刑一抗字第0005号

15.杨某诈骗案——单位职员虚构公司业务、骗取财物的行为定性

裁判要旨:1.行为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直接影响各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但并不影响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甄别定性。判断行为人占有、处分被害人财物的行为性质,必须看该财产是否处于行为人所在单位占有和控制下。如果是,那么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属于职务侵占;如果不是,那么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属于诈骗。

2.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是指捏造不存在的事实或者隐瞒真实情况,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违背其真实意思“自愿”交付财物。行为人是否有代理权限或者构成表见代理,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其罪名的成立。被害人处分财物的行为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有无因果关系,是否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才是决定诈骗罪成立与否的关键。

3.实践中,对于利用职务身份实施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要甄别审查该职务身份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单就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而言,诈骗罪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本质手段是“骗”,即使存在职务身份产生的推进犯罪效果的作用,通常也是服务于“骗”这一核心要素的。

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刑终244号